“鲁迅1906年弃医从文并形成‘摩罗诗力说’，标志着中国创意写作的内生性起源。中国的创意写作并非从西方舶来，而是从鲁迅那一代人的思想革命中内生出来的。它不是一种技术性的写作训练，而是一种‘心’的觉醒与‘人’的重塑。”29日，在中版书房举办的“关于鲁迅”系列讲座上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抛出了这个判断。
作为“关于鲁迅”系列第二讲，本讲聚焦“现代写作的诞生：以青年鲁迅的写作教育为对象”，主讲嘉宾黄平提出，当下技巧娴熟却缺乏精神内核的文字生产，即“空心人”写作泛滥，创意写作应该回归“有心人”的写作，即具备心灵觉醒与主体性的创作。鲁迅的“摩罗诗力说”之所以在今天仍具启示，正在于它提醒写作者：文学的根本力量不在于修辞的精巧，而在于能否发出真正的声音。
鲁迅1906年弃医从文之后，1907年至1908年间在《河南》月刊上发表了《摩罗诗力说》等一系列文言论文。黄平认为，《摩罗诗力说》尤为关键，它不仅标志着鲁迅文学观的成熟，更在中国语境中确立了创意写作的内生性起源。所谓“摩罗诗人”，是指拜伦、雪莱等具有反抗精神的浪漫派诗人。鲁迅在《摩罗诗力说》中推崇这些“魔鬼诗人”，主张文学应具有“争天拒俗”的力量。黄平强调，鲁迅所说的“新”，并非单纯的技术革新或形式创新，而是“心灵”的觉醒。他反对沉默与顺服，主张通过文学发出“心声”，打破铁屋子般的沉默，这也应该是创意写作核心的精神内核。
当天，“关于鲁迅”系列在下午和晚间连续带来两场，不少读者连听两场，收获满满。《鲁迅的思想、生活与〈伤逝〉》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孙晓忠主讲。《伤逝》是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小说，创作于1925年10月21日，正是鲁迅与许广平确立恋爱关系的次日。在收获爱情的时刻，鲁迅却写下了一个关于爱情幻灭的悲剧。这部作品在此后百年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讨论最多、阐释最为多元的文本之一。
《伤逝》采用倒叙手法，以涓生的手记展开。故事从会馆中“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”开始，回溯涓生与子君从藤花馆恋爱到吉兆胡同同居，再到分手、子君死亡的过程，时间跨度恰好一年。
孙晓忠对“伤逝”二字的来源做了详尽考辨。中国古代悼亡文学有着清晰的脉络：以韦应物的《伤逝》为代表的古代悼亡妻以颂德为主，对象明确；“伤逝”作为悼亡题材，最经典的出处则是《世说新语·伤逝》。其中王戎丧子的故事尤为典型——“情之所锺正在吾辈”的感慨，揭示了情感的等级性：并非人人都能如此深情，有情本身就是一种身份与教养的标志。
更为关键的发现来自1925年的特殊语境。1925年10月12日，周作人以“丙丁”为笔名，在《京报副刊》上发表了一首译自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诗，也题为《伤逝》。此时，距离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已过去两年多。在兄弟恩情断绝的沉默中，周作人的译诗无异于一声隔空叹息。九天之后——1925年10月21日，鲁迅写出了同名小说《伤逝》。
周作人晚年直言《伤逝》不是普通恋爱小说。鲁迅在写作《伤逝》前后，同期创作了《孤独者》（1925年10月17日）与《弟兄》（1925年11月3日），三篇小说在时间上的紧密关联与主题上的相互呼应，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时期鲁迅对人际情感——无论是爱情、友情还是兄弟情——的整体性思考。
时至今日，距离《伤逝》写作已过去百余年，“我是我自己的”“人必生活着，爱才有所附丽”依旧被当代人反复引用。小说不只是讲述一段爱情悲剧，更是叩问爱、自由与生存的永恒人生命题民间配资公司，持续向一代代读者发出追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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